田晓忠不自小与公孙树纪念李埏先生百年诞辰
年是李埏先生诞辰周年。为纪念和缅怀先生为中国史学、云南大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激励后学，年11月22日，中国经济史学会与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在昆明举办了“李埏教授百年诞辰暨学术研讨会”。云南大学和中国经济史学会领导、李埏先生遗孀和子女及其弟子,以及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和历史系师生80余人出席了这个纪念会。
纪念会上，与会人士共同回顾了李埏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及其为中国学术与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充分肯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学术贡献，对他永不放弃、坚持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育理念和言教身教的教育方法，高瞻远瞩的学科建设眼光和人才培养的努力实践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对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寄予了无限期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等30余家 史学科研和教学单位以及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祖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与刘志伟教授等 学者，纷纷以各种方式来电致函，表达他们对李埏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在纪念会举行之前，国内 学术单位及学者纷纷发来电函，以缅怀李埏先生。发来函电的史学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发来函电的经济史研究机构有：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厦门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中南财经*法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所、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等；发来函电的唐宋史研究机构有：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杭州南宋史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宋元史研究中心与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浙江大学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等。发来函电的 学者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陈祖武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和荣新江教授、厦门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陈支平教授、岭南宋史研究会张其凡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史研究室刘复生教授等。）下面简述之。
一、学术成果及学术贡献
李埏先生青年时代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学府求学，亲炙陈寅恪、钱穆、吴晗、张荫麟、向达等史学大师。自20世纪40年代始，他在史学研究中已崭露头角，之后毕生从事史学研究，一生论著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年）、《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合著，年）、《宋金楮币史系年》（合著，年）、《滇云历年传》（校点，年）、《史记·货殖列传研究》（合著，年）、《不自小斋文存》（年）著作，以及《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年）、《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年）、《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年）、《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年）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
李埏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贡献，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在纪念会上发言指出，李埏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土地国有制若干重大问题的细致考察，认为中国封建土地存在国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小土地所有制、残存的公社所有制等多种形态，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多种形态说，并诠释了多种形态并存与彼此消长的内在机理，最终成为封建土地制度大讨论中的一个主要学派，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撰文呼吁要重视中国古代交换的研究，并通过对商品经济史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具有两个高峰的论断，再次引起学术界极大反响，他也由此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还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和商品经济史研究结合在一起，堪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范。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李埏先生不仅是中国土地国有制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精深造诣的学者。他的研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同时，始终在回答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他既是一位学术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学者在来函中，也一致对李埏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函说：“李埏先生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对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商品经济史和唐宋经济史的研究尤为深入，创造性地将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有机结合，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来函说：“李埏先生毕生从事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中国土地国有形态、古史分期、农村公社等重大问题上自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研究的重要代表。同时，他创造性地将土地制度史与商品经济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货币经济史、唐宋经济史、云南地方经济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就。”复旦大学历史系来函说：“（李埏先生）在理论上提出了重要的学术创见，是中国土地国有制史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之一。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研究方面，贡献尤大，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来函说：“李埏先生学问广博，钻研精深，承近代史学名家之余绪，发新中国经济史学之端倪，在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领域建树之丰、水准之高令后学叹为观止。他对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商品经济史的分析将经济史学的研究引入了全新的境界，做出了超越前人启迪来者的重要贡献。”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教授来函说：“李埏先生的学术成果，构成中国经济史的阐述和解释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的学术价值。”
李埏先生将其书房名为“不自小斋”，并释之曰：“昔年就学西南联大，读《日知录》，至自视然条，辄有所悟。按：亭林先生曰‘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旨哉言乎？而今而后，余知所以自勉矣。谨以不自小名斋，亦铭诸座君子之意云尔。丁丑仲夏，埏书时年八十三。”该字幅至今仍悬挂于李埏先生书房中。“不自小”虽取顾炎武之言，实际上却饱含着先生对自己研究成果与价值大小的自信。这种自信，正是其研究成果是以学术价值为根基、为沃土之体现。
二、热爱学术、坚持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
在纪念会上，各位与会人士高度赞扬了李埏先生热爱学术、坚持真理、开拓创新的科学探索精神。
李埏先生一生经历坎坷，但从未放弃对学术与真理的追求和探索。在青年求学过程中，因抗日战争爆发，饱受辗转多地、颠沛流离之苦，但从未改变献身史学之初衷。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他迎来学术探索的一个高峰期，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论文。然而，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因当年曾师从吴晗先生而受株连，被打成云南大学“小三家村”的急先锋、“四家店”骨干，以及“牛*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受尽了迫害和磨难。但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对学术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在年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他针对江青一伙提出的“无限拔高英雄人物”和“不应写历史局限性”的谬论，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试论历史局限性》（年）一文，并对“儒法斗争”的吹鼓手杨荣国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从而遭受无情攻击，险遭不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才再次迎来学术的春天。
李埏先生坚持真理，但从不教条，更不迷信权威，而是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条剖理析，探索还原出更合乎实际的历史本来面貌。年，他在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探讨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深入探究，从而发表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一文，深得学术界赞赏。年，他赴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具体实地考察，认为西周社会与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绝不相类，倒与此前所见的云南傣族社会颇相类似，于是撰成《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年）一文，将中国历史的分期，从前此的“战国封建论”改为“西周封建论”。年，他对郭沫若先生的历史剧《武则天》中一些不符合唐代史实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年，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一文中指出，郭沫若、王大力先生翻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的《资本论》中文版中有一句“生产越是发展，货币财产就越是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特别形态”不符逻辑，经过查阅经恩格斯校对过的英文版，应是“生产越不发展，货币财产就越是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特别形态”才对。郭沫若先生看到此文后，即核查德文原版，证实李埏先生所言正确，于是当即给《历史研究》去信，同时建议中央编译局加上这个重要的“不”字。（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同志关于资本论一处译文的信》，《历史研究》年第3期）。李埏先生不迷信权威，坚持真理的科学探索，得到了侯外庐先生、郭沫若先生的赞赏，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教授因此评论说：“先生治学严谨，不轻信，不盲从，以‘治史明义’、‘通史致用’为宗旨，后学宗仰，有如泰山北斗。”
李埏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不断开拓创新，为学术和教育事业奋斗了终身。在80岁高龄时，又重新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他的《〈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原载《历史研究》年第4期）一文发表后，张岱年先生致函说：“您关于《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语大作，读后甚受启发，大作分析深切，结论正确，我完全同意。太史公引老子语，确系表示赞同。过去一些论者不能理解史公深意，以致误解，今大作加以纠正，我表示赞佩！”这表明李埏先生晚年依然保持着鲜活的学术生命力。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在致纪念会的信中说：“先生集数年之功治《货殖列传》，将其置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个历史高峰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阐释，突破了传统史家近百年来对司马迁的狭隘认识，不仅为中国商品经济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路标，也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关于西汉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高度评价既是对先生学术贡献的中肯之语，也正是他一生不懈奋斗、开拓创新的写照。
李埏先生一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建树，是他永不放弃、坚持真理、开拓创新科学精神的体现。这在纪念会上得到了所有与会成员的认可。在会上，林文勋教授、刘兰兮研究员、吴松教授、朱惠荣教授等在发言中都予以了高度评价。
三、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育理念与言教身教的教育方法
李埏先生是一位良师，他在教育工作中，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秉持“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教育理念和“言教身教并重”的教育方法。在纪念会上，他指导过的弟子们对此都感触极深。
河北师范大学邢铁教授是李埏先生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中，真正体现了“有教无类”的精髓。在深情回忆恩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时，邢铁教授发出感慨：“是先生将我领上了唐宋经济史这条道路，给了我可以从事一生的专业和职业，也给了我一生的事业。”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很幸运自己能够和恩师结成那种令人称羡的中国传统学人的“师徒”关系，即老师和学生不仅是师徒，而且也情同父子，这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怀的经历。他还指出：在80年代中国还不知道市场是什么的时候，只有像李埏先生、吴承明先生这样的学术大家才具有研究市场和商品经济的敏锐性。如果说此后自己能够在市场研究中取得一点成绩，李埏先生的指导和鼓励居功至伟。李埏先生能够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优缺点和志趣爱好给予不同的研究指导，注重强调对规律性的宏观把握和对特殊性问题的具体分析，这一点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王文成研究员也感触颇深。他以自己博士论文选题为例，具体阐述了在恩师指导下，自己是如何从对宋代铁钱与一些具体商品，比如纸张、瓷器的探讨中，最终从其发展趋势从微到显的状况中走向了对白银的研究。时至今日，这些当年的学生都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学者了，这与李埏先生的精心培养与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埏先生不仅注重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的“两因”原则，更注重言教身教的示范作用。诸弟子都回忆了恩师是如何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导引，在学习过程中将大家一步步地引入学术殿堂的场景。作为李埏先生早年的学生和助手，朱惠荣教授深情地回忆了恩师当年如何指导青年教师进行教学与科研基本功的锻炼。他说：李埏先生教育他人，首先是从自己做起。例如，先生注重教师的教学仪表与仪态，以最简单的风纪扣来说，每进课堂必须正衣冠，以自身的实际行为为青年教师树立了标杆。到先生晚年，朱惠荣教授还在与先生的谈话之中深受教诲。顾士敏教授忆及先生施教时，有时先生对学生过于严厉，以致师母出来说：“李幼舟，这不是在批评你的儿子。”先生的回应是：“我就是把他们当儿子才这么批评的。”这真是饱含深情的教育！中央财经大学孙洪升教授亦回忆起先生言教身教的点滴小事，从一句亲切的问候语中，亦能感受到先生的一片温暖。
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为了发展经济史研究，李埏先生将很大的精力花在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之中，为云南大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学的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感于学术传承和发展的长期需要，李埏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年，在他的倡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这是 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学术机构。年，他牵头组建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旋即被批准为省级重点学科。年，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中国经济史学科为重要基础，年，云南大学历史学获教育部批准，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年，云南大学获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年，以中国经济史为重要组成的专门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与学科建设紧密相连的是人才培养。李埏先生于年即开始招收研究生，是当时国内惟一的唐宋经济史研究生导师。他以古稀之年招收培养研究生，深感责任重大，但为了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仍然勇于担当。他说：“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人生中至乐也。”因此，他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在研究生培养上，为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界培育、输送了一批批新鲜血液。同时，李埏先生对其他青年后学亦同样提携扶持，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来函中，即对先生当年的提携深表感谢。李埏先生先后共培养了博士14名，硕士20名，皆属一时之秀，其中如邢铁、林文勋、龙登高、吴松、武建国、吴晓亮、*纯艳、汪戎等，都已经成为学术中流砥柱，其他弟子也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不凡成绩。云南大学历史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李埏先生的辛勤努力，他亲手栽下的这株“公孙树”树苗，现在已经长大成材，枝繁叶茂。
为推动经济史学的发展，李埏先生也积极投身于学术组织的创建与学术交流。年，他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至今尚为学界津津乐道。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创立工作，并在大会中被选为顾问。年3月，他组建云南经济史学分会，当选理事长。年和年，他又联合山东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单位，分别在山东烟台和云南昆明召开了两次“中国土地国有制史”学术讨论会。年，在他的努力下，在昆明召开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年，他还远赴英伦，到剑桥、牛津、伦敦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通过这些活动，李埏先生为振兴中国学术文化和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各高校、研究单位和学者在来函中，对李埏先生在这些方面的贡献给予盛赞。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说：“李埏先生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贡献历久弥新，他所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方中流砥柱。”浙江大学何忠礼教授说：“（李埏先生）所培养的弟子，桃李满园，他们传承先生的事业，其中的许多人今天已成为教育界的领导和学术界的翘楚。”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姜锡东教授说：“（李埏）先生大力发展经济史学科，培养青年才俊，其成就之卓著是非常罕见、功德无量的。”岭南宋史研究会张其凡教授说：“李埏先生致力于唐宋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数十年，成果丰硕，尤其是培育弟子无数，已成梯队，为中国古代经济史及唐宋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来函说：“（李埏）先生亲手建立的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迄今卓然而立，桃李芬芳，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宋史研究的领域留下了重彩的一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宋元史研究中心、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来函指出：“（李埏先生）执教六十余年，亲手开创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培养了无数青年学子，经他指导的大批高水平的专门人才，成为今天唐宋史学界的领*人物。李埏先生是 的学术组织者，他创建的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他参与组建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硕果累累，成为中国史学群团的楷模。”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说：“先生德高望重，史识兼备，学问精湛，一方典范。学为人师，德为儒杰。儒林推重，仰为泰斗。提芬杏坛，作育英才。传学有人，光大可期。”
公孙树精神是李埏先生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取得成就的 注脚。早在年，在创建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室时，他就以饱含着深情的笔触写下《我爱公孙树》（原载《云南大学》校刊年1月4日）的短文，将云南大学的经济史学科比喻为一棵可以千年茂盛的银杏树。银杏树生长缓慢，“爷爷栽树，孙子吃果”，故有“公孙树”之称。他在垂暮之年种下了一株树苗，坚信“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我们这株小小的公孙树一定会欣欣向荣，茁壮成长的”。令人欣慰的是，这棵公孙树今天已经枝繁叶茂了。
五、薪火传承，美好寄语
年5月12日，在汶川大地震之日，李埏先生 辞世。哲人虽逝，其道长存。他的学术成就、科学精神、教育思想，以及他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所留下的遗产，都留给了我们。为缅怀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更好地继承先生遗志，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李埏先生及其哲嗣李伯重教授、弟子武建国教授等，捐献了一批以经济史为主的人文社科书籍，于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建立了以李埏先生之号为名的“幼舟文库”，并在纪念会上举行文库揭牌仪式。同时，林文勋主编，吴晓亮、*纯艳副主编的《李埏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也在纪念会上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这部论文集主要选取了李埏先生及其亲自指导过的学生，以及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培养的学生所撰写发表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分宋史和中国经济史两个部分，结集出版。论文集与在此之前由《思想战线》连续多期刊发的“特稿：纪念李埏先生百年诞辰”（参见《思想战线》年第5期、年第4期、年第6期，“特稿：纪念李埏先生百年诞辰”）一起，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纪念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论文主体。这也是先生开创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科薪火传承的如实反映。
纪念会上，李埏先生哲嗣李伯重教授对云南大学举办此次纪念会深表挚谢，并对来函的各单位及个人也至为感激。对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师生深情致语：希望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能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以示对他 的纪念!
（原文刊发于《思想战线》年第2期。论文得到李伯重教授、吴晓亮教授、张锦鹏教授、林文勋教授指正修改，胡燕博士亦给予了积极帮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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