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曼德尔施塔姆诗,这几篇值得读

多年前，南方某个杂志总编对我原来报社总编秦朔总说我“吊儿郎当”，整天不干活。有一阵我差点揍他。不过现在我真的有点吊儿郎当了。

下午跑到公园里去读《曼德尔施塔姆诗全集》，每首似乎都不难理解，但难以整体把控。

就找来以下几篇。前三篇即《书柜》（散文）、《词与文化》、《论词的天性》，都是曼德尔施塔姆自己的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诗学观念，尤其是渗透语言学的能力。 一篇是约.布罗茨基的论文，年对曼氏诗歌的研究，他受曼氏影响很深。

如果再结合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文字，以及B.B.科列索夫的《语言与心智》、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读他，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

读了一点东西， 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是曼德尔施塔姆冲上去扇托尔斯泰的耳光。他这样吊儿郎当的人，死有余辜啊。

就像一粒麝香粉的气味充满整个房屋，犹太教最细小的影响充斥着整整一生。

哦，这是一种多么强烈的气味啊!难道我看不出来，当今的犹太家庭中所散发着的气味，与雅利安人家庭中的气味是有所不同的。这不仅是厨房的气味，而且还有人、物和衣服的气味。

我至今仍记得，在德国式的里加，在爷爷和奶奶那里，在克留切夫街上的那幢木质房屋中，这样一种甜腻的犹太人气味曾怎样笼罩着我。家中父亲的办公室，与我和谐漫步的花岗石 已不相像，它已将人领向一个陌生的世界，其总体的陈设和全部的物件，在我的意识中交织成了一个紧紧的结。首先，是那把手工制作的橡木圈椅，弧形的扶手上刻着把三弦琴、一只手套和一句题辞：“宁静致远”，--件亚历山大二世时的伪俄罗斯风格的作品；随后，是一把土耳其式长沙发，沙发上摆满了账本，在那些香烟纸的账本页上，写满了细小的哥特式的德语商务字体。起先我认为，父亲的工作就是摇动复印机器，把他的香烟字体印刷出来。至今，我仍能感觉到重轭和劳作的气味,——充斥着所有地方的鞣革的气味，摊在地板上的羊小腿皮，像手指一样鲜软的麂皮——所有这些，和那张镶有大理石台历的市民家的写字台一起，都漂浮在烟草的浓雾中，都被皮革的气味熏陶着。而在这商业房间那干硬的陈设中，却有一个挂着绿绸布罩帘的玻璃门书柜。我想来谈谈这座书库。幼年的书柜，是一个人终生的伴侣。书柜各层的分配、书籍的收藏和书脊的颜色，都会被视为世界出版物自身的颜色、高度和分配。因此，没有被摆进 个书柜中的那些书籍，就永远无法挤进世界的出版物中去，也就无法挤进宇宙。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个书柜中的每一本书都是经典的，任何一个书脊都不会被删除。

这是一个奇异的小型的图书收藏，它就像地质层理一样，不是数十年间偶然沉积而成的。父系的收藏和母系的收藏在其中没有相互混淆，而是各自独在的，从它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小书柜就是整整一个家族精神追求的历史，就是他人的血缘向这一家族嫁接的历史。

我记得书柜的底层总是混乱的：书籍不是书脊靠着书脊站立在那里，而是如废墟一般躺卧着。硬书皮已与内瓤分了家的棕红色的《五经》。一部俄文版的犹太史，它是由一位说俄语的犹太教专家用笨拙、胆怯的语言写成的。这便是被扔至灰尘之中的混乱的犹太文书籍。我的古犹太文识字课本很快也被扔到了这里，这本识字课本我最终也没能学完。由于民族悔过精神的发作，家人为我请了一位真正的犹太文老师。他自他的商业街前来上课，连帽子也不摘，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地道的俄国话听起来像是伪装的。带插图的犹太文识字课本上画着各种各样的画，有抱着小猫的，有拿着书本的，有提着木桶的，有端着水壶的，但其中的人物都一直是一个男孩，他头戴一顶帽子，脸色非常忧郁，非常成人化。在这个男孩身上我没有认出我自己来，我奋起抵抗着书籍和科学。在这位教师的身上，有一个虽然表现得不自然、然而却是令人吃惊的感情，即犹太民族的自豪感。他谈起犹太人，就如同一位法国女人在谈论雨果和拿破仑。可是我知道，在他走到大街上去的时候，他就会藏起自己的自豪，因此，我并不相信他。

在这片犹太废墟之上，幵始了一行书籍的队列，这是些德国人席勒，歌德，克尔纳，连莎士比亚也是德文版的，这是些莱比锡和杜宾根出版的旧版本，深红色压纹硬书皮上印着罐子和小矮人，带有一个面向少年们敏锐视力的小印记，带有一些颇具古希腊罗马风格的柔和的木刻画：长发纷披的女人屈伸着手臂，油灯被画得像星星，额头高耸的骑士，尾花中的葡萄串。这是父亲通过自学从犹太教的密林步入了日耳曼的世界。

再上面，站立的是母亲的俄文书籍——伊萨科夫于年出版的普希金著作。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一个出色的版本，较之于科学院版本的《普希金全集），我更喜欢伊萨科夫的这一套。在这套书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字母排得很匀称，诗行自由地流动着，理性的、准确的年代像统帅一样引导着它们，直到年。普希金的色彩?任何一种色彩都是偶然的，有哪一种色彩能适合于口语的潺潺？啊，兰波那白痴般的彩色识字课本?

我的伊萨科夫版的普希金身着没有任何色彩的外衣，套着学校课本那样的粗布硬封，深褐色的外皮已经褪色，带有沙土的颜色；他既不怕污点也不怕墨水，既不怕火烫也不怕油浸。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深暗的沙土色外衣一直在深情地吸收着，——我母亲的普希金那粗布面的精神之美，那几乎是肉体上的优雅，被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那上面有一行红色墨水的题辞：“奖给一位学习勤奋的三年级女生。”与伊萨科夫的普希金相关的，还有一段故事，这故事是关于几个面带肺痨病的红晕、穿着破鞋充满幻想的男女教师和一些女学生的：维尔诺的80年代。母亲，尤其是外祖母，常以骄傲的神情吐出“知识分子”一词。莱蒙托夫的封皮是蓝绿色的，具有某种*人性质，他的骠骑兵经历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从未感觉到他是普希金的兄弟或亲戚。我却认为歌德和席勒是双胞胎。在这里，我辨别出了差异，有意识地作了区分。须知，在年之后，血液和诗句都在以另一种方式鸣响了。

而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什么呢？他们是《田地》的附录。他们的外貌兄弟般的一致。硬纸板的封皮，蒙着一层薄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躺着一个像墓碑一样的禁忌，人们于是说他“沉重”；屠格涅夫则是完全明白、公开的，带有巴登-巴登、“春潮”和傭懒的交谈。但是我已知道，这种屠格涅夫式的安宁生活，已经不存在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了。

你们想得到时代的钥匙吗？你们是否想读一本被触摸得滚烫的书籍，一本无论如何也不 去、像活物一样躺在90年代狭小棺木中的书籍，一本其书页或由于阅读、或由于别墅长椅上的日晒而提前发*的书籍，一本其 页就使一位梳着灵感发型的少年所具的那些特征、那些构成圣像的特征显露无遗的书籍？望着少年纳德松的脸庞，我因这些特征同时具有的真正的热烈和全然的呆滞、近乎死板的简朴而感到吃惊。整本书不就是这样的吗？时代不就是这样的吗？把他送到尼斯去，让他看看地中海，他还是会唱着自己的理想和苦难的一代，——他只会添加上一只海鸥和一道浪峰。请别去嘲笑纳德松气质，这是一个俄罗斯文化的谜，实际上，它的声音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理解了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听到了什么。他是谁，这个带有一个永恒少年无表情特征的死板的僧侣，这个青年学生们、亦即数十年间的民族精华们所崇拜的、富有灵感的偶像，这个学校晚会上的先知，他是谁？多少次了，我虽知道纳德松很糟，却仍读完了他的书，努力想听到他的声音，像一代人对他的倾听一样，拋弃了当今的诗的高傲和因这位少年对过去的无知而生的遗憾。在这里，纳德松的日记和书信帮了我的大忙?.自始至终，文学的农忙期，蜡烛，鼓掌，热情洋溢的脸庞：一代人围成的圆圈，中间是祭坛---张摆着一杯水的朗诵者的小桌。就像滚烫的玻璃灯罩下夏日的昆虫，整整一代人都在文学节日的火焰中被烫伤了，烤焦了，戴着隐喻的玫瑰花环，而且，聚会者还具有崇拜的性格和牺牲自己为一代人赎罪的性格。来到此处的，是那愿分担一代人的命运直至死亡的人，那些高傲的人则留在了丘特切夫和费特一边。实际上，整个庞大的俄国文学都在摆脱这患肺痨病的一代及其理想和保护神。给这一代人留下的是什么？一些纸玫瑰、学校晚会上的蜡烛和魯宾施坦的船夫曲。维尔诺的80年代，如母亲所转述的那样。到处都是一个样：16岁的女孩在尝试着阅读斯图尔特?穆勒％明朗的个性和毫无表情的特征十分显眼，她们频繁地踩着踏板，僵硬地弹着piano在公开的晚会上演奏狮子安东的新作品。而实际上，发生的却是这样的事情：与巴克尔、鲁宾施坦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明朗的、在神圣的变态中辨认不出道路的个性所统领，明确地转向了自焚。就像高高的、涂了焦油的火炬，民意*人与索菲嫉?佩罗夫斯卡娅和热里亚鲍夫一起面向全民地燃烧着，而所有这些，整个外省的俄罗斯和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在同情地阴燃着，——连一小片绿叶也不可能留下。

多么平淡的生活，多么贫乏的书信，多么不可笑的笑话和讽刺！家人给我看了家庭纪念册中舅舅米沙的一张锒版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浮肿的、面有病态的忧郁症患者，家人对我说，他不仅仅是疯了，而且，照那一代人的说法，是“燃尽了”。人们在谈到迦尔洵卿寸也说了同样的话，众多的灭亡汇成了同一种宗教仪式。

谢苗?阿法纳西伊奇?温格罗夫是我的一位母系亲戚（一个维尔诺家庭和中学生活的回忆），他不理解俄国文学中的任何东西，他为完成工作而研究着普希金，但他理解“这一点”。在他那里，“这一点”就叫做:关于俄国文学的英雄主义特征。当他走出卡片柜似的住宅，胳膊上挎着上了年纪的妻子，在城外街上缓缓地漫步，捋着蚂蚁般浓密的胡须得意地微笑着，在这个时候，带着自己那英雄主义特征的他是很美妙的！

彼得堡街道上的青草，是处女森林最初的萌芽，这森林将覆盖当今诸多城市的处所。这明亮而又温柔、新鲜得惊人的绿色，属于新的有灵性的自然。彼得堡确实是世界上 的城市。丈量现代化的步伐即速度的标尺，不是地下铁道和摩天大楼，而是从城市的砖石缝间挤出的快乐的小草。

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新的自然、灵*的自然那温柔的存在中得到延续。在这没有人的精神的王国中，每棵树都将是女神，每一现象都将谈起自己的变形。

制止吗？为什么？当满怀回归渴望的太阳披着短短的挽具向自己的家奔去时，谁能把它制止？向它献上颂歌，难道不胜过向它乞求施舍吗？

他什么也不明白，

像孩子一样孱弱又胆怯

陌生的人们为了他

用网捕获了野兽和鱼……

谢谢你们，“陌生的人们”，感谢你们感人的关怀。感谢你们对旧世界温柔的监护，那旧世界“已非此世”，它已完全投向对即将来临的变形的渴望和准备：

我只要一想象那个最忧伤的夜晚,

时代的

城中的那夜是我 的一宿，

我只要一忆起与所有道路的分离，

就是此时泪水仍会从眼里涌出。

（奥维德的《復歌》 卷第三歌）

是的，旧的世界“已非此世”，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文化成了一座兵营：我们有的不是食品而是大锅饭，不是房间而是斗室，不是服装而是遮体布。我们终于赢得了内在的自由，真正的内在的欢乐。我们饮着陶罐里的水像饮着酒，在修道院的饭堂里比在酒店里更喜欢太阳。苹果，面包，土豆，——从今以后不仅解除肉体的饥饿，也解除精神的饥饿，如今人们所不知道的，只有肉体的饥饿，只有精神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词就是肉体，普通的面包就是快乐和秘密。

如今，人们分化成了词的朋友和敌人，在这一分化面前，所有其他的分化都黯然失色了。实在的羔羊和公羊。我几乎是肉体地感觉到了来自词的敌人的不洁的羊的气味。后者在所有严肃分歧时提出的论据在此处是完全合适的：我的对手发出难闻的气味。

国家体制世俗化的进程，并未像法国大革命理解得那样，因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中止。社会的转折带来了更深刻的世俗化。

国家与文化间有机的新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近似于各封地的王公与修道院的关系。王公们支持修道院是为了咨询。这一点显而易见。国家对待文化珍品的暖昧态度，使它自己完全依赖于文化。文化珍品装饰国家*体，授予国家以颜色和形式。如果想要的话，甚至还有性别。国家的大厦、陵墓和门楼上的题字，能保护国家免遭时间的摧毁。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使时间的深层、时间的黑土面朝上。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着过去，像个农夫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艺术中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古典主义。不是

因为，大卫夺走了罗伯斯庇尔的收获，而是因为，土地有这样的渴望。

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固然好，但这已是昨天。而我要说：咋天还未降生。昨天还未真正地有过。我希望又一次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而历史的奥维德、普希金、卡图卢斯却不能让我满意。

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人当真与诗人纠缠在一起，怎么也分解不开。仿佛是，——读了，就得了。用如今的话来说，克服了。完全不是这样。卡图卢斯的银号角：

我们渴望亚洲那些明亮的城市（卡图卢斯的诗）。

能比任何未来主义的谜语更强烈地折磨人，惊扰人。这句话不是用俄语说的。但这句话应该用俄语说。我引的是拉丁文的诗，因为它显然会被俄国读者理解为必须的范畴：命令式在其中听起来更是突出。但这也是一切诗歌的特性，因为诗歌是古典的。诗歌应被理解为应该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因此，连一位诗人都未曾有过。我们摆脱了回忆的重负。可是有这么多欢乐的预感：普希金、奥维德、荷马。当一个钟情者于寂静中被一些温柔的名字绊了一个跟头，突然想起，这一切都已有过：语词，头发，公鸡，那只公鸡在窗外鸣叫，它鸣叫的已是奥维德的诗行，一种重复的欢乐占据着它，一种头晕目眩的欢乐：

像饮着暗色的水，我饮着搅混的空气，

时间被犁铧翻耕，玫瑰成为土地。

于是，诗人不再害怕重复，很容易为古典的酒所醉。

对于一个诗人以为是的东西，对于所有的诗人亦为是。没有必要去创建任何一种流派，没有必要去杜撰自己的诗学。

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人是饥饿的。国家更饥饿。但还有一种越发饥饿的东西：时间。时间想吞食国家。由杰尔查文镌刻在石版上的威胁，号声般地嘹亮。谁能捡起词，并把它展示给时间？没有什么比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国家更饥饿的了：它比一个饥饿的人还可怕。与怜悯否定词的文化共患难，——这便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社会性的道路和功绩。

在那个该听见的人的心里存在着时间，

像你的船舰正驶向深渊...

别向诗歌要求过多的物、具体和材料。这也是一种革命性的饥饿。一种督马(2)式的怀疑。为何非得用手指去触摸？而主要的是，为何要把词与物、与它所指的对象相混淆？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灵*。活的词并不表示对象，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自由地选择对象的这一或那一意义，选择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围绕着一具被拋弃的、却未被遗忘的躯体。

关于物所说的一切，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用形象来说：

抓住漂亮词藻，把它掐死！(魏尔兰《诗的艺术》)

如果你能写，如果你会写，你就去写无形象的诗吧。一个盲人刚用能见的手指触上亲爱的脸庞，就立即认出了这张脸，于是，欣喜的泪水，相认的真正欣喜的泪水便会在长期的别离后从他的眼中进出。一首诗靠内在的形象存活，靠先于写就的诗出现的发声的形式模块存活。尚不存在一个词，而一首诗却已在鸣响了。这是内在的形象在鸣响，这是诗人的听觉在把它触摸。

只有相认的瞬间才使我们感到甜蜜。

如今似乎出现了一种类似教徒祈祷般的无声嗫嚅的现象。在神圣的狂乱中，诗人们在用所有时代、所有文化的语言说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如同一间逝者的房屋对所有的人开放，旧世界的门也在大众面前完全地敞开了。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公共的财产。走过去，就能把它抄起。所有的迷宫，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禁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了。词成了一个不是七柱、而是千柱的排箫，它充满着所有世纪的灵气。无声曝嚅中的最美妙之处，就是说话者不懂得他所说的那一语言。他说的是一种完全未知的语气。所有的人和他，都觉得他说的是希腊语或迦勒底语。有一种与博学完全相背的东西。当今的诗歌尽管复杂，尽管有内部的精周隹细琢，但仍是天真的：

请听听这朴素的歌……

当代的综合诗人，我觉得不是魏尔兰，而是某个文化的魏尔伦。对?于他来说，旧世界全部的复杂性，就是那杆普希金的排箫。思想、科学体系和国家学说在他体内的歌唱，恰如夜莺和玫瑰在他前辈的体内歌唱。是谁说，革命的起因就是星际空间的饥饿？应该在太空里播种麦粒。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当代俄国文学真的是涅克拉索夫、普希金、杰尔查文或西梅翁?波洛茨基的文学的延续吗？如果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那么，它对过去的延伸又有多远呢？如果俄国文学具有一种不间断的特性，那么，是什么在决定着它的统一，什么是它本质上的原则，即所谓的“准则”呢？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历史进程的加速会变得尤其尖锐。是的，也许有着将当今历史的每一年当成了一个世纪的夸张，但是，在历史动力和能量那不断积蓄、增长的潜能之汹涌的实现中，可以发现某种类似几何级进步、类似正确合理之加速的东西。由于摇摆的波浪——即在特定时间间隔中发生的事件——的改变。时间统一的概念也被动摇了，于是，当代的数学科学便并非偶然地提出了相对的原则。

为了在现象那变化的旋风和不止的洪流中拯救统一的原则，以柏格森S(其深刻的犹太智慧受到了实践一神论之强烈需求的制约）为代表的当代哲学为我们提出了现象体系学说。柏格森不是在合乎时间先后顺序的现象序列中观察现象，而是在现象的空间延续序列中观察现象。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使这一联系摆脱了时间，他在单独地进行观察。这样一来，相互联系的现象便仿佛构成了一把折扇，各个扇面都可以在时间中展开，但与此同时，它们又都服从于可以理解的收拢。

将在时间中相互联结的现象比作那样一把扇子，这所强调的只是现象的内在联系，取代了那种胆怯地屈从于时间思维、长期使欧洲逻辑学家伤神的因果问题，提出了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剥夺了所有的形而上学余味，因为，对于科学发现和假说来说，它更富有成效。

建立在关系原则、而非因果原则上的科学，使我们摆脱了进化理论那愚蠢的无穷，更不用说进化理论那庸俗的附庸——进步理论了。现象没有开端和终结的无止境链条的运动，就是愚蠢的无穷，它不能向寻求统一和关系的思想道出任何东西，它会用轻松的、合适的进化理论来催眠科学的思维，这种进化理论貌似科学的概括，但其目的却是对一切综合和内在构造的拒绝。

19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在认识即将到来的世纪之性质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和庞杂，彻底败坏了科学思想。智慧，不是知识或知识的总和，而是做法、方式、方法，离幵科学，它能够独立地存在，可在任何地方为自己找到食物。在旧欧洲的科学生活中寻找这一智慧是徒劳的，人的自由智慧是与科学分离的。它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在诗歌中，在经济中，在*治中，等等，就是不会出现在科学中。

说到科学进化理论和进步理论，虽然它像新的欧洲科学一样自己缩起了脖子，但仍继续在那个方向上卖力，就像一个抵达了乏味疆界的疲惫不堪的泅渡者，又返身游向神智学的海岸。神智学是旧的欧洲科学的直接继承人。它的出路也就通向那里。仍是那种愚蠢的无穷，仍是再体现学说中脊椎的缺乏——“因果报应”，仍是对超感觉世界庸俗理解上的愚蠢和天真的唯物主义，仍是追求能动认识的意志和趣味的缺乏，或某种傭懒的杂食，极其沉重的、指望着数千个胃的反刍，与冷漠毗邻的对一切的兴趣。——与无知毗邻的全知。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如果听持进化论观点的文学史家们的话，那么就是，作家思考的仅仅是怎样去打扫自己面临的道路，而完全不去考虑该怎样完成自己的生活事业，或者，他们全都加入了一场旨在改进某种文学机器的发明竞赛，而且还不知道评委会在哪儿，这台机器将用于什么目的。

文学中的进步理论，是一种最愚蠢、最令人生厌的小学生式的无知。文学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一些形式会让位于另一些形式。但是，每一次变化、每一个获得都伴随有损失。由于没有任何一台文学机器，没有一个要在别人之前赶去的起点，因此，文学中就没有任何的“更好”，也没有任何的进步。

甚至在个别作家的手法和形式中，这种无意义的优化的理论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即便在这里，每一个获得也都同样伴有损失。在按娜?卡列宁細5》中掌握了福楼拜小说的心理力量和结构的托尔斯泰，其〈做争与和平》中那种野兽般的嗅觉和生理的本能哪里去了？在做争与和平》的作者处，镱年与少年》那种形式的纯净哪儿去了？健里斯?戈都诺夫》的作者即便愿意，也无法再写出皇村学校时期的那些诗作了，完全一样的是，如今谁也写不出杰尔查文的颂诗了。而谁更喜欢哪一部作品，那则是另一回事了。就像存在着两种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罗巴切夫斯基的几何学一样，也可能存在着用两种手法写出的两种文学史：一种说的是获得，另一种说的是损失，可两者说的都将是同一件事情。

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俄国文学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的。那么其延续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拋弃了优化的理论，我们谈论的将仅仅是现象的内在联系。首先，我们试图寻找可能存在的统一之准则，寻找那使纷繁、零乱的文学现象得以在时间中展开的轴心。

某一民族文学的统一、假定的统一之准则，只可能是民族的语言，因为其他所有的征兆自身就是假定的、暂时的和随意的。语言虽然也在变化，一刻也未处在宁静中，从一个点奔向语文学家意识中另一个非常明晰的点，但在其所有变化的范围里，它仍然是一个“常量”，仍然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每一个语文学家都清楚，什么是适用于语言自我意识的个性的一致。当流行于所有罗曼语系国家的拉丁语开出了新的花朵，培育出了罗曼语系后来诸种语言的萌芽，这时便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学。与拉丁文学相比，它还很幼稚、贫乏，但这已是罗曼语系的文学了。

当《伊戈尔远征》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响起时，那在每一个转折中都完全是世俗的俄罗斯语言响起时，便开始了俄国的文学。而当维里米尔?赫列勃尼科夫气一个当代俄国作家，沉浸到俄语词源学的最深处，沉浸到聪明读者心爱的词源学之夜中去的时候，那样一种俄国文学《伊戈尔远征记）的文学便又复活了。俄国的语言和俄国的民族性一样，是由众多无止境的搀合、杂交、授粉和异族影响构成的，但是在有一点上始终是忠于自我的，当我们厨房的拉丁语还没有响起，当强大的废墟上还没有露出新生活的苍白的萌芽，正像一首关于女受难者欧拉里娅的法国民歌所唱的那样：

叶文拉里亚是个好姑娘。

她身体美，心灵更美。

俄国的语言是一种希腊化的语言。受一系列历史前提的制约，希腊文化活的力量将西方让给了拉丁影响，又在无嗣的拜占庭作了时间不长的客串，然后便投进了俄国口头语言的怀抱，并将希腊世界观独特的秘密、将自由表现的秘密带给了这种语言，因此。俄国的语言便成了发声的、说话的肉体。

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自外包围着语言，以其国家和教会的厚墙圈起语言，并充斥着语言，为了慢慢地腐烂或在语言衰落的特定时刻开放出花朵，那么，俄国的文化和历史则被俄国口头语言可怕的、无边的自发力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环绕着，这样的语言不具有任何国家的和教会的形式。

俄国历史现实中语言的活力，以其存在的丰满压倒了其他所有的事实；对于俄国生活的其他所有现象来说，这种丰满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俄国语言的希腊化天性会与其生活性相混清。希腊式理解上的词，就是一个能动的、解决事件的肉体。因此，俄国的语言自身就是历史的，因为它就其总和而言就是一个汹涌的事件的海洋，是理智的、呼吸着的肉体不间断的体现和行动。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比俄国的语言更有力地抵抗指称的、使用的使命。俄国的唯名论，即对自在的词的现实性的认识，鼓舞了我们语言的精神，使我们的语言与希腊哲学文化联系了起来，这一联系不是词源学和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通过两者同样具有的内在自由的原则实现的。

任何一种功利主义，都是违背俄国语言希腊化天性的致命的罪过，会不会出现这种为了节约和简化目的而追求电报或速记符号的倾向，或者说，会不会出现一种为神秘的本能、人智说和任何一种吞食一切的没吃饱词的思维而牺牲语言的更高层次上的功利主义，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比如，安德列?别雷哼尤是俄国语言生活中一个病态的、令人厌恶的现象，这仅仅是因为，为了排他地迁就其投机思维的热情，他无情地、放肆地驱赶着词。他被精细的连篇废话噎住了，无法牺牲其恶作剧式思维的任何一个语气，任何一个断头，炸毁了其懒惰在其上通过的桥梁。结果，在瞬间的漂亮话之后，是一堆碎石子，一幅忧伤的毁灭画面，它们代替生活的饱满、有机的完整和能动的平衡。像安德列?别雷这样的作家的基本过错，就是对词的希腊化天性的不尊重，是出于自己本能的目的而对词的无情的剥削。

对词表达情感之能力的根深蒂固的怀疑，作为一个主题在俄国诗歌中比在任何一种诗歌中都被重复得更多：

心灵怎样道出自己？

他人怎样来理解你？

语言就这样使自己免遭放肆的图谋……

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任何尝试，都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这种强加的、机械的促使，就是对同时是飞毛腿和乌龟的语言的不信任。

赫列勃尼科夫张罗着词，像一个耗子，在地下刨出了一个通向未来整个世纪的通道，与此同时，自称为意象主义者的莫斯科比喻派的代表们，却在竭尽全力地欲使语言适应当代，他们远远地落在了语言的后面，他们的命运，就像一堆废纸屑那样被清扫出去。

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没有历史，也就是说，俄罗斯属于一个无组织、非历史的文化现象圈，但恰达耶夫忽略了一点，即语言。如此高度有组织的、如此有机的语言，不仅是一扇朝向历史的门，而且就是历史本身。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和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国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当代俄国作家中。比所有的人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危险的是罗扎诺夫他在捍卫与词的联系、捍卫语文文化的斗争中度过了一生，那一语文文化是坚定地站立在俄国口头语言的希腊化天性的基础上的。面对一切的无*府主义态度是坚定不疑的，充分的混乱，一切都无关紧要，只有一点我做不到，一过没有词的生活，我无法忍受与词的隔离！这大约就是罗扎诺夫的精神构造。这种无*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精神只承认一种权力一~语言的魔力和词的权力。就这样，请诸位注意，不要做一个诗人，一个词的搜集者和串联者，而要简单地去做一个说话者或一个爱唠叨的人，丝毫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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